中国自古以来，就以铜为钱，金币、银币不是没有，但大多数跟后世纪念币似的，并不能直接在市面上流通。这主要是因为金价昂贵，小老百姓用不起，而银产量低，所以价值也虚高，同样难用。
就此经过千年积累，逐渐形成习惯，哪怕后来到了明朝，来自日本和新大陆的银货大量流入，政府甚至于以银两来征收赋税，但也没想着要铸银币，都是先铸成锭，然后剪碎了用，极其的不方便。
两晋之际，旧钱多毁，新钱未铸，极大影响了商业流通，所以裴该才会想到在徐州开矿铸“吉钱”。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此举杯水车薪，对于自己聚敛财物能起一定作用，对于整个国家，哪怕是自己统治区内的商业发展，收效实在有限。
因而今日在款待张寔的酒宴上，谈到了西域问题、丝路贸易问题，他就猛然间想到，我能不能尝试着从西方引入银币来，以补铜钱的不足呢？这是经济学上一大课题，裴该也是临时起意，是否有效，也还缺乏仔细的斟酌和研讨。
只是按照常理想来，你让西来商贾多带银币而不是货物，他们肯定乐意啊——贵金属比较方便运输嘛——而只要自己出台政策，准许流通，中国商人们也必然乐意使用。所以先跟张寔打个商量，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谁想张寔尚且不置可否，隗瑾就先开言表示反对。裴该倒也是真心地想听听这位隗参军的意见，便即阻止了张寔的斥喝，甚至于还端着酒盏站起身来，走到隗瑾面前，说：“我适才所言，有何不妥，卿可明言勿隐。”
隗瑾躬身答道：“裴公适才云，欲使西商多输入银钱，以便商贾流通。然而瑾以为，国家以农为本，商为末业，大司马志在抒难兴国，理当重视耕织，垂顾于田土，而不应关注商贾。末吏在凉州，亦曾听闻裴公奖励工商，凡有所输，必给名爵，窃以为此乃摇动国本之害，不知谁人以教裴公，裴公慎勿轻听！”
裴该心道原来你想说这些，我还以为你对货币政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当即先环顾一番左右，然后重新把目光又落回到隗瑾身上。
裴该打算趁着这个机会，阐述一番自己重商的理由，不但是说给隗瑾听，也是说给张寔和自家将吏听，于是笑一笑，对隗瑾说：“卿言当以农为重，此言无错，但重农不等于必要轻商。如今胡、羯作乱，国家衰颓，乃当并重农、工、商、虞各业，使厚积聚，才能富国强兵啊。”
隗瑾拱手道：“《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末吏也知此四事皆不可废。然而如木有根，有干，有枝，有叶，若根不固，遑论枝叶？农为国家之本，本厚而诸业并兴，若然本末倒置，如树根朽烂，虽高十丈，也将枯死……”
裴该打断隗瑾的话，问他：“卿可曾种过树么？”
隗瑾闻言一愣，就听裴该继续说道：“卿只知道，根朽而木枯，然而试问：今有无本之木，其根有何用处？今有无枝叶之木，其本能活几日啊？农业虽兴，人皆耕织，若无人为工、商、虞，国家可能富强么？”
隗瑾答道：“国家重农，则如木根固，只要不加砍伐，其本自生，诸业自兴。事有轻重缓急，国家政策，也有偏重，臣并非言工商无用，只是裴公不当过于关注而已。即以今日论，社稷倾颓、人心混乱之际，自当重农兴作，商贾之道小哉……”
不等裴该辩驳，他就急促地说道：“今裴公使商贾供输而可得官，此非汉武之故策乎？彼辈重利而轻义，若使为吏，必然刻剥百姓，使政治污浊。汉武之世，人竞奢靡、刑罚过差，甚至以腹诽入罪，其根由皆在于此——是故末吏以为不可，还望裴公三思啊。”
隗瑾的意思，首先声明，我不是要消灭商业，也不打算跟你在重农还是重商的虚而大的问题上多做纠缠，咱们就事论事，还是说说你的政策失误吧。
裴该笑笑，回答说：“卿误矣。”随即提高声音：“商贾输粟而可为吏，此本汉初之政，非武帝所独创，那又岂能说‘人竞奢靡、刑罚过差，甚至以腹诽入罪’是因此政之失啊？汉武朝之弊，为黩武穷兵，粮秣不足则厚敛农夫，转运不畅则刻薄商贾，为实国库而使民间贫穷。
“察汉武初执政，外有匈奴之逼，内有诸侯之扰，国用不足，兵戈不强，无奈而止汉初与民休息之政策，聚敛财富，以平内忧外患。其情其景，与今日何其相似？若无孔仅、桑弘羊等为政，他又何能北逐匈奴，南定瓯越，成一大盛世啊？然而匈奴却，复远逐之，瓯越定，复取西南夷，百世之业，一己为之，这才导致国贫民弱，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诏——是其急功近利之过，并非为政之失也。
“而且孔仅、桑弘羊之政，不是重商，而是由朝廷任商贾之事，盐铁专卖，并且均输。专卖之策，始于管仲，能使齐国富强，岂非善政？均输之策，齐劳役而便贡赋，有便于民，有利于国，也非恶政。唯武帝急于求成，颁算缗、告缗之令，使中产以上，大抵破家，此抑商也，非重商也。”
隗瑾还打算说什么，裴该摆摆手，阻止他继续发言，说道：“算缗当为古有——岂有因商致富而不纳贡赋于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税，二缗抽一算……”
缗是货币单位，相当于后世的“贯”，二缗就是两千钱，而一算，历代说法不同，有说指一百二十钱，有说指二百钱。裴该笼统言之，其实汉武帝的“算缗令”，是要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二缗出一算，对于小手工业者则是四缗出一算，此外私人拥有的车船，也要按数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户皆隐匿其财，导致‘告缗令’出，隐财者戍边，告发者可得其半，于是告密之风大行，商贾之家多破。这是涸泽而渔之策，短期内可聚敛大笔财富，却不利于商业之繁荣。若商不兴，如树木无叶，岂能长活啊？
“我今财用虽不足，却不重商税，且使商贾于流通时得利始征，无利不征，前此聚敛之财，也不强取……”
裴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安全，而不象汉武帝似的，因财征税，也不管你这财产是好来的，是坏来的，是短期聚敛的，还是数代积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会引发无穷的阻力。而且这也使得工商业者不敢扩大生产规模，所得利润宁肯吃穿浪费掉，更不肯置换成车、船等运输工具。
“如此一来，有若农赋，丰年不加，平年不减，歉年可免，人乃乐于经商、作工，而其获利厚，国家赋税也丰，公私两便。且我与商者官，仍使为商，与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来刻剥百姓之虞啊？”
当然啦，这只是目前的状况，裴该是很想找机会把一两名成功的商人安插进自己幕府中去，专门负责制定商业政策的，就好比汉武帝朝的孔仅、桑弘羊等人那样。但他也知道时机未到，光给工商业者空头吏职，就已经引发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汉武帝那样一言九鼎的皇帝，还不可能彻底改变哪怕只是一两名工商业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