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渝笑了笑，对袁世凯说道：“首先我与大总统都是军人，同时大总统是政客，而我同时则是一名商人。作为军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振兴国力，日后能打败洋人。大总统从政，想必也是为了此目标而奋斗。我从商，首先是为了发展工业能让中国自己制造军火，同时也为了能有钱打仗。所以我们两大军事集团的利益并不冲突，反而可以互补，而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可以使我们团结。当然我作为一名商人，注定不会再去从政。”
“哈哈！好，好。”袁世凯已有向江渝妥协的意向，但之前又怕江渝以后会把事情做得太绝，此时听到江渝此言，知道两大集团已达成共识，自然十分高兴。
两人又是一阵闲聊，袁世凯在官场混迹几十年，很快在江渝身上看出了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涵养与淡定。
少年人因为阅历不足，最容易产生激进的性格，而孙大炮正是靠煽动这些激进的学生搞的动乱。
袁世凯一直有所担忧，华东派系如此强大，却是掌控在一个少年人手上，就感觉像是三岁小孩拿着炸弹对着自己一样。
此时见江渝有如此涵养与定性，而且交谈中发现江渝对国术有所钻研，袁世凯顿时放心了。
这种涵养显然是钻研国术所产生的，对于接触过国术的人，袁世凯却是很放心的。因为这种人有底线，有原则，也有风骨。
而那些接触西学的暴力学生，却是完全不同，首先没有传统文化带来的涵养和人性，再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如果华东派系是掌控在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手上，那么显然是无比危险的。
江渝身上这种涵养与人性，在这个旧时代的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却也不是太稀奇。在传统的儒家文人身上非常普遍，而这些具备良好道德修养的文人，一般在地方上都是受百姓尊重的士绅。
在北洋大时代，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而具备原则的传统文化人士显然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西方文化人士的对手，最终整个民族丢失了这种涵养和气质。
袁世凯显然发现江渝的气质更接近于传统文化，这让袁世凯很是诧异，问道：“子恒你十三岁就留洋欧洲，一去就是五年，怎么对国学如此精通？”
江渝笑道：“小时候曾和一位盲派命理师学过一些命理，六岁时拜在恩师张占魁门下习武，对易理、命理、医理和道学都有些研究，只是除武学之外，其余大多都杂而不精，对传统的儒学亦无建树。”
“那也不错。”袁世凯不由释然，若是钻研儒学，培养出来的文人虽然原则性很强，很有风骨，但却很容易变成书呆子。只有道学、易理这种学问，才能培养出最精明的人才。不过学过命理的人，大多都相信因果报应，底线和原则甚至比儒家文人还要强。
而道家讲究‘不争’，这一点却是从辛亥年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小子对中央政权从来不争。
但又有所争，地方政权他很上心，对外战争更是能够逆流而上。
显然这种人是最难对付的，因为道家虽然不争，但却是最‘鬼’最精明的，在袁世凯认识的人当中，也许只有山西军阀阎锡山能和江渝相比。
也是江渝这种不争，并且表现得足够强大，使袁世凯断绝了对付江渝的念头，这样双方都有好处。
而对于江渝来说，袁世凯也是他能够容得下的，首先袁世凯也有传统文化徐熏陶下的涵养和人性，再则袁世凯很大方，在很多地方都愿意让步，与这样的人合作无疑是最好的。
经过这次会晤，两大都能互相克制的军事集团正式走到了一起，同时也正式确定下了双方的分工。
首先双方都发展军事，虽然双方正是分工，但军事依旧是根本，就算是在合作，起码得双方实力差距不会天差地别，起码两大军事集团还是都存在一丝最后的防备。
军事之外，袁世凯负责政治，江渝负责工商业发展。
但地方财政的问题，依旧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这也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最后的一块疙瘩。
……
4月20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国防军、北洋军两大济南市集团正式在河南举行中原大会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