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唐时，儒学都只停留在“治世”的层面，即便有董仲舒搞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也只是空中楼阁，地位还是一种“经世之术”。
相较之下，佛老，尤其是佛学，主谈“治心”，深究人之根本。到唐时，佛学的兴盛，使得儒士纷纷反弹，开始为儒学寻找治心之路。韩愈创立道统论与佛统相抗，再立人性论，杨雄谈人性善恶，都是从孔孟和荀子等儒家先贤中追寻治心之学的根本。
到了宋时，尤其是仁宗朝期间，天下太平，赵氏又以科举网罗天下英才，儒家经典广及民间，此时儒士终于有了雄厚的人才和学术基础，开始冲击治心之路。欧阳修言“今世之言性者多矣”，“世之学者多言性”，就是儒学开始转入治心阶段的标志。
此时儒士谈性，当然不会满足于追问性之表象，也就是性善还是性恶，而是追问性之根本，而性之归属，即命的问题也摆上桌面。要追问性，又要从性的外在，也就是道德入手，于是宋儒论“性命道德”的形势就形成了。
王彦中提到了王安石，为什么王安石被誉为“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在《淮南杂说》中，将性命道德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了。
广度上，王安石将三代之治引为道德的完美体现，可以让儒士借三代之治究问性命道德。深度上，王安石又抛开现实古今的表象，将性命道德提升到形而上的思辨层次，这又让儒士拥有了可以与佛老抗衡的思辨空间。
接着王彦中就批判说，王安石虽搭起了究问性命道德的大舞台，却将佛老之思引了进来，不是正道。
这就又要说说“道”了，“道”这概念无边无际，而在“性命道德”这个范畴里，却是有边界的。那就是正世之道，性命能与德相合之道，是人道。
王安石的新学与其他人，包括司马光和二程等等的“旧党”，学术上的主要分歧就在于“道”。新学认为，道源于三代，之后便不再合一，而是散于佛老儒等各途之间。因此新学要“一道德”，重新统合道统。
但旧党都认为，道统从未断绝，而是一直在儒家自己身上。由三代而下，孔孟等诸贤一路传了下来，佛老怎能入儒家道统呢？一道德是需要的，但要作的是厘清道统，而不是引佛老进来，搞三教合一。引了佛老之道，那儒家所论性命道德的道，就不是儒家所要的道，成了魏晋之间的空谈玄学。
听到这，王冲对王安石的认识又深了一层，就这点来说，王冲反倒开始敬佩起王安石来，他本心也觉得，思想就该包容兼蓄，好的就用嘛。
不过旧党的批判似乎也有道理，如果将这个道与佛老之道混在一起，那动不动就要谈天地大道，很容易陷入空谈，须知佛老的人道都是就是数易，为父更不懂。华阳县里，另有人通易，你可以他为师。”
王冲问那是谁，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正是你县学上官，顾丰顾鸣裕。”
顾八尺……没想到还是个易学大家。
【1：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用“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来概括，可内在却很深奥，后世的解读五花八门，很多都偏离了本意。主角就是个学计算机的，别指望他能完全正确解读，当然，歪曲也是因应这本书的主题，自有用处，精于心学的朋友别责难匪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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